改革官制營建新都
李沖(450年—498年)，字思順，隴西狄道(今臨洮縣)人，李寶幼子，北魏名臣。李沖九歲時，父親去世，李沖就跟著長兄、滎陽太守李承，由李承教養(yǎng)成長。李承兄弟六人，四個母親，“四母所出”，相互之間關系并不協(xié)調(diào)，“頗相忿鬩”。
正因為李承的謙虛、沖讓，以及后來李沖的“更相友愛”，才使得兄弟子侄之間較為團結(jié)。因此，在李沖早年的成長中，李承有著關鍵影響。另外，李承之子李韶有“清美”之譽，李沖與李韶雖為叔侄，實則年齡相仿、情兼兄弟，這對李沖的人格養(yǎng)成，也有重要影響。
孝文帝拓跋宏時期，李沖任秘書中散，“典禁中文事”，即以秘書省文職為拓跋宏負責“禁中”的文字工作�！敖小睘榈弁蹙铀�，比較私密，一般人接近不了，李沖能“典禁中文事”，顯然是得到了拓跋宏的青睞。由此，李沖走上了平步青云、位極人臣的康莊大道。
李沖的第一個高光時刻，是他提出了“三長制”。拓跋宏雄才大略、銳意革新，可是，北魏制度落后，豪門林立，權(quán)貴們隱匿戶口、逃逸賦稅，嚴重影響國家財政和基層治理。為此，李沖創(chuàng)立“三長制”：五家設一鄰長，五鄰設一里長，五里設一黨長，專門負責核查戶口、征收賦稅、征發(fā)徭役。由此，基層再也無法瞞報戶口、偷稅漏稅。“三長制”強化了基層統(tǒng)治，增加了國家財政，打擊了豪門世族，“公私便之”(《魏書？李沖傳》)。而這，恰好是銳意革新的孝文帝最需要的，所以，李沖因政績突出而遷中書令。
在拓跋宏改革官制的過程中，李沖也高光閃爍。官制改革，其實質(zhì)目的是打擊鮮卑權(quán)貴，帶動鮮卑、漢族之間通婚，推進漢化。拓跋宏規(guī)定，原來的鮮卑“八姓”與中原“四姓”同列，在授官時都有固定級別，不能太低。其中漢族姓氏的名單，應當是李沖裁定的。他“參定典式”，有根有據(jù)，為官制改革的平穩(wěn)有序奠定了基礎，因而封開國侯，遷吏部尚書，接著又任太子少傅。拓跋宏把接班人的教育托付于力推漢化的李沖，可謂用心良苦。
拓跋宏確定遷都洛陽之后，李沖成為營建新都洛陽的首功之臣。當時的鮮卑貴族普遍反對遷都，拓跋宏便以南伐為借口，于太和十七年(493年)八月，起兵三十萬，從平城至洛陽。到洛陽后，見城垣殘破，拓跋宏下令李沖、穆亮等負責推倒重建，“以(李)沖為鎮(zhèn)南將軍，侍中、少傅如故，委以營構(gòu)之任”(《魏書？李沖傳》)。顯然，李沖成了營建洛陽的主要負責人。此前的大同，李沖就主持營建了明堂、圜丘、太廟，此次營建新都，李沖更是“孜孜不息”，無論是安置百姓，還是新起建筑，都由他拍板定案，“皆資于沖”。
對此，陳寅恪先生論述道：“洛都營建，李沖實司其事。故一反傳統(tǒng)之面朝背市之制，而置市場于城南者，當出于李沖之規(guī)劃。蓋李沖乃就地施工、主持建設之人，此事非與之有關不可�！�(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》)陳先生提到的“一反面朝背市之制”，正是李沖在洛陽城市功能布局上的革新。漢魏舊都“面朝背市，左祖右社”，而李沖則直接將市場置于宮城之南，遂導致“宮室北移”。這一布局開隋唐都城規(guī)劃之先河，成為此后歷代都城營建的藍本。李沖也因營建新都之功，遷升尚書仆射，居宰輔之重。
李沖在拓跋宏統(tǒng)治的最后幾年，備受信任。太子元恂體肥，受不了洛陽的濕熱氣候，遂糾合黨羽，準備私自返回大同，形成割據(jù)。這是對遷都和漢化政策的帶頭挑釁，所以拓跋宏處死了元恂。作為太子少傅的李沖心懷慚愧，引咎謝罪，但拓跋宏大度地說：“朕尚弗能革其昏，師傅何勞愧謝也�！蔽叶疾荒�，何況你呢？在朝廷律法的制定中，李沖也多有建言。他為孝文帝時期的國家治理和建設做出了貢獻。
李沖之死，讓人頗感意外。李沖薦舉的李彪，前恭后倨，這讓李沖憤怒異常，他不僅彈劾罷免了李彪，而且罕見的破口大罵，“詈辱肆口”。李沖本來性情平和，極少發(fā)怒，所以，這一次憤怒，使他“病發(fā)慌悸，言語亂錯”，不停地“扼腕叫詈，稱李彪小人”。李沖是神經(jīng)錯亂了。這樣一個“姿貌豐美”、頗有見解、位高望顯的能臣，他什么事沒經(jīng)過？什么人沒見過？居然為此事而犯了
李沖還有一個頗為遺憾的細節(jié)，“(李)沖為文明太后所幸�！�(《魏書？李沖傳》)文明太后，即北魏馮太后，拓跋宏之祖母，臨朝稱制的女政治家。此類之事，一般正史都會隱諱其事，或在其他事件中偶語帶出，至少不會在本人傳記中專列一筆，可李沖的事，卻讓史臣鄭重地記載了一筆，這有點不同尋常，足見史家直筆。(執(zhí)筆：清輝編輯：王麗娜)